▲ 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夏朝冠，又以乾隆年间收入内府的“三希”之一传东晋王献之《中秋姑》为背景（现藏于北京故宫）。两件文物同根同源，均在讲述故宫往事。 供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等注：为行文简略和易于区分，本文个别处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简称为“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简称为“台北故宫”。当我们说到台北故宫博物院，
总爱拿它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做对比，
这两座故宫博物院，
为此，
《中华遗产》杂志隆重推出“台北故宫”专辑，
本专辑分上下两辑。
上辑将从其馆藏文物中的
青铜器、书画、陶瓷、
图书档案、玉器等几个方面，
盘点台北故宫的重量级藏品，
与读者朋友们分享文物看点
及其背后的有趣故事。
综述
收藏在“台北故宫” 的中国
▲ 灯光映射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主体建筑，绽放着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的巍峨与华美。 供图／图虫创意
1924 年末，末代皇帝溥仪被驱离紫禁城，次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并专辟铜器、书画、瓷器等陈列室，平民得以参观这些秘藏深宫的国之重宝。此时的故宫文物，完成了由帝王的“私”藏，到中华民族的“公”物的转变。抗战爆发后，发生了举世闻名的“文物南迁”。从 1933 年至 1944 年,1.3 万余箱故宫书画、铜器、瓷器、玉器精品及图书善本，颠沛万余里，最终竟奇迹般地化险为夷。1948 年，国民党在南京的统治岌岌可危，仓皇之中，决定将“南迁文物”挑选运往台湾，这些文物共2972 箱，其中的古物1434箱、图书 1334 箱、文献 204 箱，约占当时驻留南京的故宫文物的四台分之一。 这些文物凝结成引人瞩目的文物殿堂——台北故宫博物院。69.8万件华夏瑰宝，不仅是耀眼的藏品，更是中华文明代代相承的昭示。盘点“台故” 文物家底
▲ 图为商晚期蟠龙纹盘，只见盘面中蜷伏一龙，以浅浮雕技法微微跃起，周围环绕夔纹、鸟纹、鱼纹等。庄重古凝，为等级较高的贵族所使用。既是水器，也是礼器。摄影／卡拉·蔡
1948 年，国民党遴选迁台文物时，最先挑选出来的文物是青铜器。作为王权的象征，先秦青铜礼器带有浓重的政治内涵，为历代帝王所追捧。这种传承，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中，意味深远。毛公鼎 散氏盘：周室衰微的见证
▲ 图为金石学家陈介祺精拓毛公鼎轴局部。摄影／洛卡奇因铭刻于内壁的铭文，青铜器毛公鼎与散氏盘，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那些铭文不仅是金文书法的精品，还见证了西周晚期周天子权力下移的历史。
▲ 图为西周晚期毛公鼎。内壁铭文全长500字，是迄今所知最长的青铜器铭文，文辞严密，精妙古奥。铭文记述了周宣王训诰毛公的经过。周天子励精图治之心，跃然鼎上。
▲ 摄影／若芷
来自陕西的西周五祀钟、㝬（hú）簋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宗周钟”，是海内仅存的三件由周朝第十位天子“周厉王”姬胡下令铸造的王器。这三件王器上的铭文相互印证补充，为我们还原出了一个更加真实、饱满的周厉王和西周王朝。
▲ 图为崔白的《枇杷孔雀图》局部，画面中央，雄孔雀立于枇杷树干之上，昂首回望，栩栩如生，体现了北宋花鸟画“写生”的高超水平。孔雀又称“孔爵”，有加官进爵之意，而满树枇杷则寓意收获满满。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书画总数逾万件，虽说总量无法与北京故宫的15 余万件相比，但精品率之高却令人惊叹，元以前的早期作品甚至比北京故宫还多，尤以两宋书画收藏丰富著称。人物画是绘画收藏的一大亮点，但真正的“王炸”，当属山水画。其中有唐代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和李昭道的《春山行旅图》。有“宋画三绝”之称的《溪山行旅图》《早春图》和《万壑松风图》。书法珍品则有唐代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之作品《祭侄文稿》，以及北宋四大家苏轼的《寒食帖》《前赤壁赋》、黄庭坚的《自书松风阁诗卷》、米芾的《蜀素帖》、蔡襄的《脚气帖》等。
▲ 《快雪时晴帖》写于一个雪后初晴的冬日，书中的“未果”“力不次”，透露出王羲之在隐幽、恬淡的心境之外，似乎还有一丝对世事的无可奈何。因而此帖用笔匀整安稳，圆劲平和，俯仰生情。
在乾隆的无数宝器中，最为他珍视的，是三件东晋书法作品——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为了妥善收藏这三件希世书帖，他特意将书房精心改造一番，命名为“三希堂”。从此，“三希帖”成为一个整体，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三希帖”，是中国书法巅峰时代的一个缩影。它们在清乾隆时期合为一体，成就了书法史上的一段传奇。20 世纪上半叶，《快雪》随故宫众多国宝辗转南迁， 后来被带到台北。《中秋》和《伯远》，则流散到了香港，直到 1951 年，才被重金购回北京，入藏故宫博物院。“三希帖”历经离散，见证了国势的动荡，意义非凡。 《祭侄文稿》：超越王義之？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为侄子作的《祭侄文稿》，被后人尊奉为天下第二行书。满纸潦草言，夹杂着唐代安史之乱时的国仇家恨和书家颜真卿的浓郁情感，在大面积的潦草、涂抹中，实现了另一个高度。
宋画之绝：北宋三巨迹的力量
▲ 图为郭熙《早春图》局部。他在这幅作品中，以远观的视点，描绘初春时节草木萌发的山水景致。他以“卷云皴”呈现薄雾笼罩的山石，稍近处的树木作“蟹爪”状，张力十足，极富动感 。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三幅被赞誉为“铭心绝品”的北宋画作——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李唐《万壑松风图》，是“共同代表宋代山水黄金时代”的“国宝中的国宝”。这三幅画作各有特色：范宽“高”，郭熙“动”，李唐“密”。若以这三件国宝为中心，则可以串联起三家画风的脉络，凝结着中华文明代代传续的精神和力量，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无形的国宝。
草虫画：传真与天真
▲ 图中清代宫廷画家描绘的这只锹形虫，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草虫画里的孤例，与真实的锹形虫对比，宛若一对。 供图／戴为愚宋代理学认为，“理”存在于最平凡的事物中，大自然的草木山川、秋风茅舍、花鸟鱼虫，都是宇宙之理的体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宋儒们开启了“格物致知”之路，“草虫画”也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专门的绘画主题。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可以看到不少宋代精彩细腻的草虫画册页。若是愿意伫足欣赏，这些小小的躯体，总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时光流速渐缓、感官体验放大的新奇世界，感受无处不在的乾坤生意。
▲ 图为乾隆年间烧制的粉彩双耳百鹿尊，器形模仿青铜壶，借松柏之间游憩的鹿群，寓意“松柏长青”“寿禄久长”。 摄影／ 动脉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陶瓷器，主要源流于北京、承德与沈阳三处之清宫旧藏，截至今年官网公布的统计数据，陶瓷器共 25595 件，清宫旧藏占比为 94% 左右。这些陶瓷器多数为陈设器，多是宋、元、明、清的官窑瓷器，其中宋代名窑瓷器，成化斗彩瓷及瓷胎画珐琅等明、清官窑瓷器，则是博物院的收藏强项。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除了结合自身的研究兴趣，更时刻关注着内地瓷窑发掘的最新状况，策展紧扣中国陶瓷史的研究脉动，响应着中国境内陶瓷考古的最新研究发现。
▲ 图为原藏于清代紫禁城养心殿内的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该造型的传世汝瓷仅此一件，弥足珍贵。富有光彩的天青釉色，极简但不平淡，代表了宋代审美。 摄影／动脉影汝瓷，是烧制于唐宋时期汝窑的瓷器，汝瓷釉色分天青、粉青、豆青、月白、灰青等。天青色，最为人们所喜爱，亦是专属汝瓷的青。
北宋皇室崇尚简朴，遵循礼制、自然的文化精神。在这种“祖宗家法”的规训下，深受道教文化影响的赵宋皇族，表现出冲淡、朴素而温润宁静的审美倾向。 而汝瓷对釉色、纹饰刻意地简化，也体现了审美在精神、文化上的“内敛”。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传世汝瓷中，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堪称集大成者：天青釉色、寥若晨星，蟹爪细纹，裹足支烧、芝麻挣针……汝瓷的典型特征，在这件器物上都可一见。
▲汝窑瓷器中，不开片者属于凤毛麟角，尤其为古今藏家所推崇。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传世汝瓷中唯一不开片的青釉水仙盆。
永乐甜白：低调奢华的权力之美
▲ 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永乐甜白莲花纹梅瓶。其短颈丰肩，敛腹下收，釉色莹白如脂，在光的映照下，花纹若隐若现。
中国古代白瓷的巅峰之作，当属明代的甜白釉瓷器。它如白糖般细润，望之给人一种“甜美”的感受，因此得名甜白。
在欣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永乐甜白瓷时，还给人一种感受——又薄又透。要获得薄胎的效果，需要经过复杂的工艺：瓷石加高岭土配出的原料，需有极好的成型稳定性，避免做到很薄时出现散架、破裂的状况；拉坯成型后，胎体需晾干到一定程度，再修刮到理想厚度，此后经烧制、施釉等一系列工艺方成。
永乐一朝因大力发展官方朝贡贸易，基于“受众”考虑，瓷器异域风“含量很高”，许多造型明显受到了伊斯兰金属器、陶器和玻璃器的影响。
▲上左图为1300年左右生产的叙利亚玻璃瓶（供图／TPG），上有镀金和珐琅装饰。它是穆斯林朝觐用器，扁平形状，上有两环，可将其固定在腰带上。上右图中的永乐甜白葫芦形绶带耳扁壶与其造型十分相似，可见伊斯兰艺术对甜白釉瓷器的强烈影响。
▲ 图是清康熙珐琅彩花卉莲花式盘（又名清康熙加彩珐琅彩牡丹纹盘），这种在瓷胎上绘制珐琅彩的器物，是康熙时期学习西方金属胎珐琅器的创新之作。 摄影／雨演眼中的世界
这里收藏的清代官窑瓷器，以康雍乾三朝作品最为精美。器型、纹样、工艺无不映射出帝王的好尚，彰显着盛世之下官窑卓越的承造能力，令人叹为观止。关于清三代御窑瓷器，民国学者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形容得颇为恰切，他以唐代诗家为喻，称康熙瓷器犹如李白、杜甫，“无美不臻而波澜老成”；雍正瓷器颇似王昌龄、岑参，“高华而清贵”；乾隆瓷器则类元稹、白居易、温庭筠与李商隐，“千人所爱，雅俗共赏”。▲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新奇繁缛的霁青描金游鱼转心瓶（上图），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奢华富丽的“瓷母”，即下图所示的各种釉彩大瓶（摄影／洛卡奇），它们都见证了乾隆时期瓷器烧造领域对创意与技术的极致探索，可谓异曲同工。▼
▲ 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最为珍贵的宋版书之一——南宋国子监大字刊本《尔雅》，共三卷，堪称海内孤本。图书与档案，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数量最多的类型。占到了院藏文物总数的85%以上。
这些图书中有多少珍品？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自不用说，但最能体现藏品价值的，当属被誉为全世界最珍贵古籍的宋版书。至于档案，数量虽少但不乏精品，包含了政府部门公务往来的文书，官员履历传记，历朝实录、起居注册、圣训、会典等，几乎囊括了明清档案所涵盖的全部内容。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了大量地方志，还有清政府对台湾地区的辖治及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相关文献。
▲ 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光绪朝朱批奏折，内容与水灾相关。 摄影／追逐花开的声音《钦定四库全书》：大清文化工程的 “顶流”
▲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玻璃展柜中，楠木书匣旁陈列着分色装潢的《四库全书》。
一套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是清帝乾隆的宏编巨制，也是大清“文治”的一束强光。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成书最早，曾因藏于紫禁城中供皇帝亲阅，审校严格，制书精美，可称经典。
乾隆皇帝为庆祝太后八旬万寿，特颁旨御制 《甘珠尔》经，由于战乱的原因，如今这部经分藏于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统计，这部经书光是每函护经版上镶嵌的珍珠、绿松石、珊瑚各色珠宝的数量就超过了一万颗，再加上总计 756 尊由宫中中正殿的喇嘛负责绘制的佛像，以及作为外包装的绣金龙黄缎、蓝白色哈达等织物，可以说每一函乾隆《甘珠尔》都是一件近乎完美的佛教艺术品。
宋真宗禅地玉册是一千年前宋真宗举行我国历史上最后一场泰山封禅（ 1008 年）留下的遗物。温润通透的美玉，在古代是权力的象征物，而宋真宗玉册，汇集了玉、皇权、泰山三元素，被台北故宫博物院奉为“最重要的国宝”。
宋代以后经济高度发达，玉逐渐摆脱了皇家禁品的限制走向民间，这时皇帝又希望天下人跟从于他对玉的审美标准。比如，乾隆皇帝就觉得必须改变世间将美玉变为俗器的劣迹，提倡复古。
▲ 图为万历乙未（1595年）的剔红，盘面中间两龙对峙，间饰以如意云纹，布局舒朗。漆层薄而硬，漆色较暗，具有晚明官作剔红的特征。剔红，即雕漆工艺。是在竹木、金属、瓷等表面反复髹涂大漆，堆叠到一定的厚度后，用刻刀在其上雕镂各式花纹图案。根据所施漆色的不同，分为剔红、剔黄、剔绿、剔彩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剔红大约 400 余件，占据其漆器藏品的半壁江山。明清官作剔红多为身小质轻的器型，一盒一盘，却承载了雕漆工艺的最高水平，一直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增色生威。
▲清 雍正 铜胎画珐琅黄地花蝶纹盘。这只盘子集新创色彩于一身：康熙时期研制的粉红施以牡丹花瓣，雍正时期新调制的亮青色、深葡萄色等施以其他花卉，多种绿色呈现于花叶中，用色自由，但丝毫不减皇家用器的端庄华丽。 摄影／卡拉·蔡
珐琅彩，又称瓷胎画珐琅，这项技艺在清代康乾时期，登峰造极。得益于颜料“玻璃白”的运用，极大丰富了画珐琅的色彩，给雍正时期的珐琅带来了“秀”“雅”，给乾隆珐琅带来了千变万化的色彩游戏。华贵雍容的清宫珐琅，一直保持着“庶民弗得一窥”的神秘，只为皇帝的个人生活增添趣意。如今，它们在聚光灯下一展姿颜，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宝物矩阵里最华美的成员。
镂雕：竹牙上的缩微世界
▲ 清 19世纪 广东 镂雕象牙云龙纹套球。图为主球的局部，共计24层。 摄影／动脉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玉石、竹、木、牙、角等各种类型的雕刻，它们尺寸微小、 镂雕繁密，有的还带有可活动机关，均属明清时代的精品，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常设展中的“台柱子”，雕刻也是最打动人心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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